昭和时代科技明治维新150年︱被激活的文化：日本茶道走向世界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22日 13:32:01 108 0

明治维新150年︱被激活的文化：日本茶道走向世界

今天，人们谈论日本文化，一般都会提及茶道。茶道与武士道、柔道、花道以及现代的动漫等一起，已成为日本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茶道是日本古来就有的吗？作为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沏茶、喝茶行为，缘何会与“道”牵连在一起，上升为“茶道”？其实，究根溯源，这些都与明治维新日本社会的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茶道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变革中被激活的一种文化。

日本里千家千玄室大宗匠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和平条约签定4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献茶式”（2018年4月17日，图片：转引自日本共同社）

茶道的新生之路

茶道作为日本文化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发展到今天，其实，走过了一番并不平凡的曲折之路；明治维新运动给茶道的生存，可以说带来了近乎灭顶之灾。那么，茶道如何获得新生的呢？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大变革运动，明治政府发布各种号令，破除封建“旧物”，极力引进西方先进理念、科技等。而茶道属于传统文化，当然属于“旧物”，特别是茶道的“家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特色的茶道等传统艺能的传承制度）是一套世袭家长制，因而，茶道自然成为被打压的对象。而且，一直以来充当茶道强大后援的“大名”和武士阶层，在明治政府的“废藩置县”、“废刀令”等措施下，相继失去特权，习茶群体骤减，造成从“家元”到一般教授者都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无以为继。因此，明治初年的茶道和“家元”制度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面对这种危难，作为职业的茶人们不得不采取对策。据载，明治5年（1872），京都府给茶道家元下达“游艺稼人鉴札”的称谓，这个称谓，意味着茶道乃属于“游艺类”，可以归入被废弃的对象，通俗地说，即京都府给茶道定性了，而这个定性决定了它要被废弃。对此，里千家的家元玄々斋千宗室（1810-1877）写了抗议文《茶道ノ源意》，强调茶道不是一种游艺，而是国民所需的道德和伦理——“忠孝五常”、“精忠报国”。这为茶道之正名和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茶道是一种国民道德和伦理。同年，在首届京都博览会上，由玄々斋千宗室创设的“立礼式”首次在公众面前披露，坐在桌后椅子上点茶的作法，一改百年来茶道在榻榻米上操作的惯习，吸引了各派茶人的目光。虽然此次的“立礼式”的做法后来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但“家元”本人率先大胆创新变革的行为，显示了茶道试图自我革新的决心。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家元们开始积极地举行“献茶”活动。成功地为明治天皇做了一次“献茶”之礼。此外，还亲自来到神社、寺院等地，举行献茶。特别是明治23年（1890）隆重举行了“千利休三百年忌”，多位“家元”和他们的高足出场献茶，盛况空前。茶道最高权威“家元”在公众面前的点茶之举，无疑显示了茶道在主流社会的存在感，为扫除茶道乃封建“旧物”的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治变革时期，日本茶道为了适应时代变化而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除上述两点外，综合起来，有几点不应忽视。第一是主动走出封闭的茶室，到大众中去传播。我们知道，传统的茶道充满着隐秘和封闭，“上传下学”的传授方式阻碍了茶道的发展。为此，开放门户，让茶道走向一般大众，势在必行。明治5年（1872），里千家家元的母亲真精院到京都府新设的女子学校“女红场”教授茶道，为日本茶道在教育机构从事茶道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而就其后来的发展来说，从明治初期各地创办的女子学校到后来的大学茶道俱乐部以及战后的小学，担当茶道教授的基本都是里千家的弟子。里千家后来能够在日本茶道界取得蓬勃发展，与此举不无关系。由于里千家的大胆探索，明治时期女子学校的教养课程中增设茶道课便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茶道礼仪开始替代江户时代以来的“武家礼仪”，成为女子礼仪的标准规范。新的经营策略带来了新的固定的弟子来源，不仅改善了茶道组织之前困窘的经济状况，同时也促使了茶道人口的快速增长，从而茶道组织日渐壮大，“家元”制度反而得到了巩固。

日本跡见学园茶道教室风景（1915年）。图片来源：《茶の汤を学ぶ》千宗之执笔，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编，1999年，角川书店。

其次是成立学会，出版茶道经典著作，从事普及性工作。里千家的弟子田中仙樵（1875-1960）发起新茶道运动，1898年成立了跨流派的“大日本茶道学会”。该学会延续至今，活跃茶道界。与此同时，出版与茶道相关的书籍和杂志，比如里千家出版了《茶道滨之真砂》等，系统地介绍点茶的作法。1905年，田中仙樵出版《茶禅一味》，影响一时。开始把茶道与禅、艺术、哲学等联系起来进行推广，为茶道迅速地摘掉“游艺”的标签，发挥过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让女性习茶，使女性成为茶道的践行者。明治以前的茶道一直存在着平行的两个分支，一支是上流社会的大名茶道，另一支是实行家元制度的以都市商人为主的商人茶道。进入明治时期后，原有的上流阶层消亡，曾经作为必需的武家礼仪的茶道，自然失去了市场；而商人茶道的弟子来源——都市平民男性，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关注点自然很难集中于茶道。所以，茶道已经不被男子需要，这为茶道从男性文化朝向女性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如前所述，由于里千家在教育机构的推动，一些女子学校开始把茶道正式设为教养课程，女子主持和参加茶会，渐成风气。特别是由于将学习茶道视为所谓“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的一种教育，在女子学校之外的教育机构也开始容许教授茶道，从而吸引了众多的社会女性，纷纷前来学习茶道。茶道为了适应形势而接纳女性，非但没有动摇家元制度的金字塔式结构的组织体系，反而从最底层扩充和加固了茶道新生的空间。身份不同的女性学员的增加，如同不断地给肌体输送新鲜血液一样，使得“家元”组织得以壮大。

现代里千家茶道教室风景。

当然，从茶道的正统性讲，女性习茶，是一种质的变化，自然会遭到来自传统保守立场的批评。比如说女性茶道虽然讲究“和敬清寂”，但是淡去了始于室町时代田村珠光（1423-1502）的所谓“侘び（wabi）茶”中刻意追求的简素、闲寂、枯淡的意境以及对禅悟的追求，女性茶道失去了茶道原有的纯粹性。明治时期流传着所谓“茶道于男子是艺术，于女子是作法”的说法，带有讽刺和贬义的口吻。因此，对于女性参与茶道行业，当时的日本社会并不是欢声一片。

茶道宣传海报“一期一会”。

这种女性习茶之风，进入大正时期，以“家元”为首的茶道组织，专门设计了为女性所用的“女子点茶”作法以及课程内容。昭和初期，随着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女性就职受到推崇，“茶道老师”这份体面的终身职业便成了许多女性争相谋取的对象。特别是战后，里千家通过电视等媒体，宣传“茶道是女性应当修习的传统礼仪作法的最后牙城”，“作为综合艺术的茶道，是所有传统的日本文化的最后的牙城”等，为争取主妇人群加入茶道，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日本有一种叫“おもてなし（o-mo-te-na-shi）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周到而完美的“待客之道”或者“待人接物之道”。当初，女子学校的女学生被要求学习茶道礼仪的作法，其目的就是希望将来结婚之后能够完美地担当起“家庭内的おもてなし（o-mo-te-na-shi）任务”；做一位“贤妻良母”，是茶道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茶道同时常说“一期一会”，强调珍惜每一次的结缘之谊，珍惜当下的每一刻，这种观念，通过女性茶道的教育，已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茶道在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中，通过一系列自我改革举措的实施，获得了新生。

《茶之书》让“茶道”跨洋过海

然而，论及茶道，不得不提《茶之书》一书；茶道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国际地位，《茶之书》曾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冈仓天心著《茶之书》日译版，岩波文库版。

《茶之书》是日本著名思想家、美术史家冈仓天心（1863～1913）的成名作。该书于1906年在美国纽约出版，英文原名The book of Tea。冈仓天心当时担任波士顿美术馆顾问，围绕“茶”的主题，进行过几次演讲。该书便是将当时的演讲汇集而成的一部文集。冈仓在书中回顾了中国的饮茶历史，从团茶到抹茶乃至煎茶的演变过程。讲到唐代陆羽和他著述的《茶经》，称陆羽为“伟大的茶人”，认为是陆羽构建了茶道的体系。然而，受到异民族文化的入侵后，饮茶遭到破坏，也不再那么纯粹，“煎茶虽然散发着花一样的香味，但唐宋时代饮茶仪式中所蕴含的梦幻境界，早已从茶碗中消失殆尽了”。而与此相比，日本所传承的是宋代的抹茶，“忠实地遵循了中国文明的足迹”，因此，“茶的理想的极致，只有在日本的茶汤中才能见到”。冈仓天心还从美学角度阐述茶道的艺术思想及其渊源，因此，书中对道教思想和禅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认为道教奠定了日本茶道美学的理想基础，而禅的修行衍生出了茶道礼仪的作法。该书还谈到日本茶室的建筑风格和室内装饰布置，认为由细柱轻竹支撑的泥墙茅屋的茶室，充满隐遁野趣，具有“简素”之美，而看似如此简易，可以随时拆毁的茶室，背后却深藏着日本人原始的对待生死和生活的态度，其中融合着佛教的无常观。因此，茶室内部装饰与西洋相比较，凸显的是不对称的特征，而展示的是一种“残缺”美，它是日本文化的特征。该书最后叙述茶人千利休的切腹自杀，并以此作为书的结尾，这似乎试图彰显“高洁的悲剧美”乃茶道的最高美学艺术。

1906年，《茶之书》在美国出版，时值明治时代末期，废藩置县、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新政已经基本平息，国内出现了较为安定发展的局面。特别是由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国民的自信得以大增，民族主义思想急剧高扬，国粹主义席卷文化和思想领域。日本的崛起自然使得欧美产生了更多地希望了解日本的愿望，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热，1900年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应运而生。因此，《茶之书》的出版，可以认为，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1906年《茶之书》在美国出版不久，相继被翻译成法、德、瑞典、西班牙等十多种文字，在西方出版，与之前出版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起，成为西方了解“日本文化”的入门书。20年后（1929年），《茶之书》被译成日文，正式开始引进日本国内，并很快成为一部宣扬日本文化的畅销书。“里应外合”地，茶道作为一种日本传统文化，成功地被激活了。

饮茶为何成为“茶道”

最后谈一谈饮茶为何成为“茶道”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说。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可知，茶与“道”字相关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十五世纪茶人村田珠光的《心の文》（即《古市播磨法师宛一纸》）中。另外，传为千利休（1522-1591）的“秘传书”的《南方录》（1690年成立）中即有“茶道”一词：“茶道必守神”，指出茶道有其灵魂，即便自己死去，也必须“守住茶道的灵魂”。带有个人层面的一种精神追求的意思。明治时期，相继出现了《茶道ノ源意》（1872年）、《茶道为国辩》（1889年）等文章，开始视茶道为一种文化，一种“国粹”。然而，当时一般都称茶道为“茶之汤（cha-no-yu）”，即便“家元”自己，也都惯用“茶之汤”的名称。

千利休像（1583年）。长谷川等伯画。图片来源：《特别展茶の汤》东京国立博物馆等，2017年。

明治时代以后虽有“茶道”取代“茶之汤（cha-no-yu）”之势，英文也直接使用音译“sado”，很少使用“tea-ceremony”。但是，“茶之汤（cha-no-yu）”一词并没有消亡，至今仍被使用，特别是在涉及茶道历史、道具和某些具体的文化内涵等时，反而似乎多用“茶之汤”。

那么，今天人们所了解的“茶道”中的“道”到底具体指什么呢？毋庸讳言，这里的“道”，源自中国道家所讲的“道”的哲学玄义，这从前述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中可以得到明确的了解。我们知道，“道”在中国道家思想中，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对自然、宇宙真谛的追求。与此同时，汉字“道”，同时又有“道路”、“路途”的含义。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茶道，存在着两层含义。一是强调茶道的精神性，带有宗教哲学含义，另一个是强调茶道乃体悟人生的一种艺能。不过，文化人类学者加藤惠津子则认为，日本“针对很早以来就存在的各种‘术’、‘艺’，改成带有更为自律的、具有精神倾向的名称，应该说反映了当时国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隆盛”（加藤惠津子著《“お茶”はなぜ女のものになったか－茶道から見る战后の家族》纪伊国书店，2004年，第247页）。将“茶之汤”称为“茶道”，是时代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日本近代性特征。那么，将“立花”改称为“花道”，将“闻香”改称为“香道”，将“手习”改称为“书道”，将“柔术”改称为“柔道”等，同样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成、发明出来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20年19个诺贝尔奖，日本科学何以出现"井喷"？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日本再"折桂"，其50年30个诺奖计划完全有可能顺利完成。日本是怎么做到的？对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有何启示？

撰文/周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

编辑/吉菁菁新媒体编辑/陈炫之供图/视觉中国

北京时间10月9日傍晚，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评审结果揭晓。日本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名誉研究员、名城大学教授吉野彰博士因率先研制出可充电的现代高性能锂离子电池与其他两位美国科学家共享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至此，日本已有24人荣获诺贝尔科学奖。除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江崎玲于奈、福井谦一、利根川进5人外，其他19人都是在进入新世纪后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虽然其中的两位物理学奖得主——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获奖时已加入美国籍，但他们的获奖成果都是在加入美国籍之前做出的。

▲日本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名誉研究员、名城大学教授吉野彰（Akira Yoshino）与其他两位美国科学家共享201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后，日本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已攀升至24人。

日本进入新世纪后，几近平均每年获得1枚诺贝尔科学奖奖牌，获奖总人数仅次于美国，将过去的诺贝尔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令国际社会感叹不已。日本何以在21世纪最初二十年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现象？

一、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数据统计分析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出生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有13人。其中，出生在1926-1935年间和1936-1945年间的各占6人，另外一人是南部阳一郎，他出生于1921年。战后出生的6人中，有2人出生于1946-1955年间，另外4人则出生于1956-1965年间。换言之，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2/3以上出生在战败前。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出生年平均值约为1942。如果按照年代进行统计，详见图1。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16人的获奖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做出的。其中，有7人的获奖成果是在1970年代做出的，在198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5人，在199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4人。剩余3人中，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的获奖成果是在1960年代做出的，而且都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做出的。另外1人是山中伸弥，他的获奖成果是在21世纪初做出的。参见图2。

简言之，八成以上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间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除去南部阳一郎，所有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而且，日本新世纪获奖者中，只有一人出身于日本私立大学，在国立综合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读本科或取得博士学位的获奖人数最多，均在4人以上。目前，在由原帝国大学改造而成的7所国立综合大学中，除九州大学外，都至少培养出了1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构建出这样的图景：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结束前；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中学或国立大学读书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进入国立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他们开始进入或正在著名大学或骨干企业从事科学研究；进入1970年代，他们陆续取得重大研究突破，从而为新世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新世纪高产诺贝尔科学奖与战后的教育改革关联甚大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在战后接受中学和/或大学教育的。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军国主义黑暗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的教育旨在让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这明显与启蒙主义教育理念相悖。为了给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日本的媒体开始大肆渲染本国的军事、科技乃至社会优势。当时被广泛阅读的两本科普杂志——192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和1924年创刊的《儿童科学》在军国主义者的操控下几乎每期都在鼓吹日本的军事优势和科技成就，以致日本青少年都想从军，以为日本可以称雄世界。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使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必须进行教育改革。但是，走上了军事扩张不归路的日本在二战期间是不可能对教育进行民主主义改革的。

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开始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九州、大阪、名古屋等七所帝国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改造成为国立综合大学的。虽然它们都叫做国立大学，但实际上享有高度的自主权。战后初期的教育改革不仅使日本的大学教师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而且还使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得到了更多的科学研究训练。这些无疑会对战后入学的青年学子的科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截止2019年10月，日本京都大学共诞生了11位诺奖得主（图片来自网络）

1992年、2007年的卡内基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更重视后者。在国立综合大学，这种"科研至上"的风气更浓。虽然重视知识生产胜过知识传播的办学模式曾引起日本民众的非议，但它在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确实存在诸多优势。

三、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深受导师热衷科研的影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国立综合大学指导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师都经历过战时研究。战时，在军工需求的拉动下，他们不得不夜以继日地高强度工作。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挽回败局，他们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与武器开发和生产有关的研究。目睹技不如人的日本被科技强国美国占领，他们比谁都更加清楚攀登科学高峰、抢占技术制高点的重要性。

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之后，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经受过战争磨练的这些大学教师，拥有充分的研究自由后，为迅速提升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在争分夺秒地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尽其所能地指导着自己的学生。

由于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大学读书时的导师大多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说是拼命三郎，而且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极严。这种精神气质当然会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弟子。他们的弟子在其耳提面命之下，对日本走技术立国的道路、迅速提升科技水平的必要性也有着与今日的"宽松世代"不同的理解，并且都甘愿为日本的科技发展不懈努力。

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又继汤川秀树之后再度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成功使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导师们迅速恢复了自信，同时也极大地提振了他们弟子的科技自信心。这些青年学子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勇于攻坚克难，就有可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贡献。因此，他们不愿意再继续跟踪模仿西方，而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如果他们当时不敢挑战世界科技难题，很难想象他们之后能取得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

四、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发经费的持续增长

搞科研只有主观愿望不行，还得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都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幸运的是，日本新世纪诺贝尔奖得主投身科研领域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结果，日本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2倍以上的目标。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这一数值目标进入七十年代后不久即告达成，也就是说，日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就达到了我国今天的水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带动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时期仍然增长了1.8倍。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也在不断攀升。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2.62万亿日元，占国民收入的2.11%，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总和。

在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四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仍然呈不断攀升的态势。至上个世纪末，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直逼3%，甩开美国、德国至少0.3个百分点。参见图3。

前已述及，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获奖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进入1970年代之后取得的。这意味着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大多数是在日本将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提高到2%之后才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也许能够偶然做出一两项诺贝尔奖级的科学贡献，但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一定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

五、结语

讨论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井喷"现象，不能不触及日本政府2001年提出的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30个诺贝尔奖之计划。当时，不少学者著文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表示了担忧。然而，在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会再去怀疑这一点。原因无他，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个计划展示了惊人的完成度。

虽然多数人当下对这一计划的完成都持有信心，但仍有人认为日本频繁斩获诺贝尔奖的好日子即将到头。有报道指出，日本近年来稳定支撑研究经费遭到削减，科研人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填写项目申请书；而且，研究环境的恶化已导致国际论文数量和质量的下降。

尽管日本的"宽松世代"因贪图安逸越来越不愿意出国留学，大学行政法人化迫使部分教师不得不由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但是，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仍高于3.0%，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运转仍属正常，而且科研人员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因此，有理由相信，日本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完全有可能顺利完成，只是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井喷"有可能随着二战结束前出生的科学家的退出而逐渐减弱。还有，当中国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行列之后，很有可能会夺走更多的诺贝尔科学奖，以致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井喷"难以为继。